摘要
东亚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引起了学术界的震荡.为什么它们会突然冒起?为什么它们有别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可以在经济上、管理上甚至生产技术上有突飞猛进的表现?这促使举世学者要探究其成功背后的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勃格(Berger)于1990年9月指出,探究大致可归纳为文化论和结构论这两种理论.前者从文化的观点来分析东亚社会的成功因素,比较着眼于价值观念与性格的特点;后者则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特别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安排.那些众多的分析理论中,大多属于结构论的阵营,其主要原因在于结构论着眼于共相,寻求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素,务求可以达到制度转移、技术转移等等.相反,文化论则着眼于殊相,寻求个别环境的特殊因素.“文化转移”是一个既敏感又复杂的问题.纵使如此,文化论的存在价值却并未因而消减.正如金耀基于1992年所指出,结构论所强调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特色是不能完全不受其文化观念与价值的影响的,因此,文化因素可以说是根本的因素,在最终意义上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勃格于1983年也指出,结构论与文化论不应被视为相互排斥的理论,而应该是相辅相承的.
出处
《教育导刊（上半月）》
1994年第10期9-12,共4页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